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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组织结构与小生境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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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变迁来自内部结构的变化和外部因素的诱发。www.Pinwenba.com在某些情况下，组织能够控制外部情况，在另一些情况下组织却被它的环境所控制。经典人类学认为社会变迁的动力是革新，包括新观念和新技术的采用。地方社会的变迁可以投射到社会组织的方方面面，比如组织的体系和结构、仪式和行动、所处的生态环境等。因此通过具体考察一个社会组织的变迁可以使我们加深对整个地方社会变迁的认识。
8.2.1老人遇到新问题
前面已经论述过，青苗会是一个老人管理的社会组织。在乡民被紧紧固着在土地上的历史中，基层社会是老人统治的社会，基层组织是老人权威之下的组织，华南的宗族社会是父系制权威的老人治理，北方村落或跨村落社会也是由老人权威支撑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土改、人民公社、文革作为强制性变迁力量，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但并没有给农民更多进身发展的向上机会，中国仍然是均平化社会，因为农民依然固着于土地。当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变革到来时，农民得到两样东西:一是包产到户的土地。这成为文化重建的基础，老人又开始像过去一样当家作主，但发现一个外在的力量始终在推拉和牵引着乡村社会。二是参与社会大生产的市场体系的机会。市场是青年农民的天地，他们奔走在城乡的两端，一端联着乡土的根，一端紧盯着城市的钱袋。他们在收入上远高于父辈从而奠定了经济地位，由此产生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在老年留守者和年轻打工者之间，后者渐渐地占了上风且变得更外向;前者在新的社会分工中被再次定位在土地上，除了农业生产，地方文化和基层组织的重任几乎全部落在他们肩上，这些老人的留守者地位的含义不单是固守农业生产，也守卫着传统文化。写到这里，我感觉学者在审视他们调查的社会所经历的变迁之痛以及地方文化未来的前途时，一般都会有某种难以言说的失落感，笔者也是如此。在市场化深度影响的南方发达地区，宗族组织出现萎缩的情况，华北青苗会已不复存在，洮州青苗会能够坚持多久?青苗会是被其他组织所替代，还是改变形式以适应新的环境?
8.2.2社会组织的前景
在洮州青苗会的历史上，经历过许多重大事件，如同治兵燹，民国十八年叛乱，土改，文革，这些都是令组织中断或瓦解的强制性力量。而市场化、工业化不是强制性因素，地方社会在理论上可以调整组织以适应自然演变的情景，但市场化的深刻性在于它不流于形式主义而是直入骨髓，青苗会所面临的不是国家的压力，而是静悄悄的无形侵蚀。我的看法是，青苗会在可以展望的未来，可能有一个调整之后的繁荣。理由是来自国家政府的外部支持和来自内部的结构调整。
（1） 来自国家的支持
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民间组织如果接受国家的支持，承担国家指派的事务，就是削弱自主性，导致村落凝聚力涣散。这在华北社会和“市民社会”研究领域有所反映，这些倾向在复杂社会的条件下实际上显得很荒谬和不切实际。部分学者认识到中国研究应充分考虑国家、王权的历史存在。研究北京黄包车的斯特朗(David Strand)发现西方人眼中的市民社会是与国家相对立的，而中国传统思想中则缺少这种思想。研究中国社会若要把国家或国家类型的实体踢在一边，是极其愚蠢的。斯特朗和黄宗智遇到了同样的困境，而黄聪明地选择了“第三领域”去做他的华北研究。基层社会组织在社会空间中与国家权力发生关系并没有改变其自主性，社会组织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是保持自主性的法宝，否则便失却或损益其自主性。
一年一度的洮州迎神赛会牵动着整个县域的乡镇和民众，是地方生活的一件大事。80年代以来国家恪守着“不干涉不支持”的官方态度，青苗会按照传统方式独立承办赛会，官民的往来交接遵循着彼此互不损害对方原则、不逾越对方底线的方式进行。2006年临潭县政府一改过去“旁观者”的身份，倡导举办第一届洮州民俗文化节。县上通过乡镇的渠道给参加赛会的青苗会提供一笔资助，用于参加庆典时统一服装。虽然各会得到的800—1000元的资助不足以解决什么问题，但青苗会对此甚感欣慰。县上说统一服装是按照过去传统的穿着方式搞。在迎神赛会上石山会的人穿藏袍吹藏号，各会会首们穿着过去绅士穿的长袍，城背后的轿夫穿的是警察服；城背后位于新城城隍庙西北300米，清朝至民国时期该村出了许多警察，赛神时多由村里当差的警察抬轿子。刘顺会的年轻人身穿白汗禢、青夹夹的传统服饰。统一服装被用来体现地域文化风貌，而没有打上“国家”的符号标记，虽然国家与地方各有打算，但没有表现出收买和强制认同的意味。
国家的参与没有表现为同化(assition)行为，相反对基层组织来说可以认为是一种支持力量。政府部门采取的实质性计划是拆迁城隍庙门前的民居，城隍庙广场在一周之内建成;举办民俗文化节，地方政府虽有经济利益和政绩的考虑，但活动的主基调是弘扬地方文化，他们所编写的宣传资料有“洮州卫城简介”、“洮州端午节迎神赛会的由来”和“洮州十八位龙神简介”。从县乡政府的日程表上看，端午节首先由学生方队跳藏舞、演职员进入会场，省、州、县官员和青苗会会长登台讲话，宣布洮州民俗文化节开幕，然后是社火表演、放礼炮、升气球、秦腔演出;下午两点迎神赛会的传统仪式开始，城隍庙里自发形成花儿对唱的景观，晚上唱大戏，第二天举行盛大的“踩街”活动。从青苗会日程安排可以看到，庆典的空间安排了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各自的活动和场面，乡民的生活方式在此得到尊重。
远路的龙神要提前动身到新城，通常要为所经过的马路村庄举行祈福仪式或者扎山仪式，在端午节的前一天傍晚赶到新城附近的歇马殿。端午节上午9—10点，龙神带着情绪高涨的迎神队伍开往新城。新城旗幡飘扬，万人空巷，人群从四路八乡涌来，观看一年最为盛大的龙神庆典，也为得到龙神吉祥的祝福。在政府举行开幕式的同时，各位龙神按传统程序接受新城东街、南门、西街三个接迎会的礼拜，待献祭完成以后前往东门集合。下午2点，各龙神齐集东门外，顺着新城的东西大街奔向城隍庙。过去跑佛爷是富有浪漫气息的争抢、角力和抬神赛跑的竞争场面，现在竞技场面已为民众亲密接触龙神的过关仪式所代替。通过迎神赛会的举办我们可以感知，国家的做法和某些安排主要是一种外部的支持力量，而不仅仅是限制和规范的力量，这构成了青苗会自主性的组织环境。
（2） 来自组织内部的结构调整
组织内部的调整是外部环境变化的结果。人类学把社会和文化变迁通常归因于革新(innovation)。革新既指发明、发现，又指新思想新观念被采纳。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和工业化与国家政策结合在一起产生的改革措施，可以被视为一种革新因素，它导致了农村社会开始出现阶级分化、异质性和空壳化。
乡村社会的空壳化是当前乡村最明显的结构变化。对青苗会来说，乡村空壳化带来的挑战是多重的:第一，乡村精英和中坚力量被抽离而受到都市和村落两个结构的双重推拉，导致青苗会组织活力的减退。第二，空壳化使组织更加老龄化，老龄的会首在社会大生产格局中不得不承担起几乎全部的农业生产工作，从而延长劳动年龄，而且又必须担负起捍卫传统文化的重任。67岁的水磨川前任提领说:
我和二儿子一起过，我儿子、儿媳去嘉峪关打工，我们老小五人留守家中。哈哈，阿婆开了幼儿园，阿爷上山去种田。
青苗会对组织缺乏活力所采取的对策之一是吸纳德才兼备的青年人，羊沙出现了28岁的青苗会会长便是一例，其次是为能量大的乡村退休干部进入青苗会降低准入门槛。
乡村的阶层分化和异质性部分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传统时期的社会分化导致士绅阶层和村庄实力人物的出现，当前的阶层分化同样产生了一批农村实力人物，如养殖户和乡村企业家，一部分人在经济上成功后进入青苗会获得社会声望。但阶层分化也带来乡村异质性因素。异质性意味着村民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当然对于不同利益的表达，我不怀疑其正当性，但应看到它对共同信仰和共有价值的维持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在岷县高庙曾见到这样一番情景:当地的金花娘娘在龙神庙等了两个小时，抬轿子的人还没找齐，最终没有上街扭佛爷；过去远近闻名的高庙迎神赛会仅有一位龙神在庙会上走了几圈便草草收场。
与传统时期的社会相比，小农面对的社会空间无疑比过去宽广许多，洮州许多村落虽没有分蘖出明显的富裕阶层，社会均平化态势没有根本改观，但毕竟还是出现了多样化的利益群体，乡村社会的异质性因素比过去增加了。针对社会变迁带来的种种挑战，多数青苗会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去适应。其中旧城青苗会便是把挑战变为发展机遇的成功例子。该会经过组织内部的结构调整，改变了一些传统做法，增强了组织的市场和经济职能，从而扩大了组织的文化影响。
8.2.3小生境的变迁与组织分布
洮州青苗会组织的分布跟文化传统和小生境有着深厚的联系。小生境与龙神中心庙的空间范围常重合。青苗会的空间结构，在西路和东南路表现为与冰雹线路颇为一致的关系，在北路与林区相重合。如果说西路的组织因防御冰雹而联合（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因素），那么当冰雹灾害因高射炮的使用而得到有效控制后，组织结构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呢?
1991年甘肃省全面恢复防雹工作，全省由1988年的45个高炮点增加到1991年的115个，2000年又达到237个。90年代以后，雹灾的次数明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人工防雹技术的不断提高，青苗会不像以前那样，用三眼土炮打冰雹了。那么在青苗会小生境里的群体合作也不再以防雹为互动理由了，互动频率的减少和共同利益的淡漠会对组织凝聚力产生负面的影响。西路的长川村原属于千家寨的一个会，1998 年该村复制了一个胡大海的分身而独立成为一个会，这可能有许多具体原因，但在小生境范围内互助与合作的减少是其根本原因。千家寨的个案没有成为乡村组织 分布变化的一般趋势，如果说过去的组织联系是以小生境的生态合作关系为基础，那么当下的联系主要让位于在此范围内的仪式联系为基础。仪式联系是基于联村 组织一致的共有价值。共有价值虽然受异质性的影响，因为价值不是合同和要约，它产生于社会组织内部的文化安排，所以共有的属性没有改变。对于洮州社会来 说，共有价值建立在具有重叠关系的龙神信仰与祖先崇拜的基础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各青苗会组织成员乃至整体的洮州人是一个族源认同的记忆群体。我在田 野调查中也多次听说乡民们对祖先和故地的寻古钩沉之举动。有位老者带来他的家谱，请我在方便时为他查阅祖籍南京的信息。虽然我愿意帮忙，但经过600多年的 沧海桑田、人事更迭，即使按图索骥也恐非易事。有几位发了迹的村民开车到南京寻根，他们满大街地打问，向遇见的老人询问“贮丝巷”在哪里，也许“贮丝巷” 就在林立的高楼大厦之中。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祖先认同和共有价值的存在，这是组织生活至今存在于洮地的重要原因。
组织变迁来自内部结构的变化和外部因素的诱发。www.Pinwenba.com在某些情况下，组织能够控制外部情况，在另一些情况下组织却被它的环境所控制。经典人类学认为社会变迁的动力是革新，包括新观念和新技术的采用。地方社会的变迁可以投射到社会组织的方方面面，比如组织的体系和结构、仪式和行动、所处的生态环境等。因此通过具体考察一个社会组织的变迁可以使我们加深对整个地方社会变迁的认识。
8.2.1老人遇到新问题
前面已经论述过，青苗会是一个老人管理的社会组织。在乡民被紧紧固着在土地上的历史中，基层社会是老人统治的社会，基层组织是老人权威之下的组织，华南的宗族社会是父系制权威的老人治理，北方村落或跨村落社会也是由老人权威支撑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土改、人民公社、文革作为强制性变迁力量，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但并没有给农民更多进身发展的向上机会，中国仍然是均平化社会，因为农民依然固着于土地。当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变革到来时，农民得到两样东西:一是包产到户的土地。这成为文化重建的基础，老人又开始像过去一样当家作主，但发现一个外在的力量始终在推拉和牵引着乡村社会。二是参与社会大生产的市场体系的机会。市场是青年农民的天地，他们奔走在城乡的两端，一端联着乡土的根，一端紧盯着城市的钱袋。他们在收入上远高于父辈从而奠定了经济地位，由此产生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在老年留守者和年轻打工者之间，后者渐渐地占了上风且变得更外向;前者在新的社会分工中被再次定位在土地上，除了农业生产，地方文化和基层组织的重任几乎全部落在他们肩上，这些老人的留守者地位的含义不单是固守农业生产，也守卫着传统文化。写到这里，我感觉学者在审视他们调查的社会所经历的变迁之痛以及地方文化未来的前途时，一般都会有某种难以言说的失落感，笔者也是如此。在市场化深度影响的南方发达地区，宗族组织出现萎缩的情况，华北青苗会已不复存在，洮州青苗会能够坚持多久?青苗会是被其他组织所替代，还是改变形式以适应新的环境?
8.2.2社会组织的前景
在洮州青苗会的历史上，经历过许多重大事件，如同治兵燹，民国十八年叛乱，土改，文革，这些都是令组织中断或瓦解的强制性力量。而市场化、工业化不是强制性因素，地方社会在理论上可以调整组织以适应自然演变的情景，但市场化的深刻性在于它不流于形式主义而是直入骨髓，青苗会所面临的不是国家的压力，而是静悄悄的无形侵蚀。我的看法是，青苗会在可以展望的未来，可能有一个调整之后的繁荣。理由是来自国家政府的外部支持和来自内部的结构调整。
（1） 来自国家的支持
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民间组织如果接受国家的支持，承担国家指派的事务，就是削弱自主性，导致村落凝聚力涣散。这在华北社会和“市民社会”研究领域有所反映，这些倾向在复杂社会的条件下实际上显得很荒谬和不切实际。部分学者认识到中国研究应充分考虑国家、王权的历史存在。研究北京黄包车的斯特朗(David Strand)发现西方人眼中的市民社会是与国家相对立的，而中国传统思想中则缺少这种思想。研究中国社会若要把国家或国家类型的实体踢在一边，是极其愚蠢的。斯特朗和黄宗智遇到了同样的困境，而黄聪明地选择了“第三领域”去做他的华北研究。基层社会组织在社会空间中与国家权力发生关系并没有改变其自主性，社会组织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是保持自主性的法宝，否则便失却或损益其自主性。
一年一度的洮州迎神赛会牵动着整个县域的乡镇和民众，是地方生活的一件大事。80年代以来国家恪守着“不干涉不支持”的官方态度，青苗会按照传统方式独立承办赛会，官民的往来交接遵循着彼此互不损害对方原则、不逾越对方底线的方式进行。2006年临潭县政府一改过去“旁观者”的身份，倡导举办第一届洮州民俗文化节。县上通过乡镇的渠道给参加赛会的青苗会提供一笔资助，用于参加庆典时统一服装。虽然各会得到的800—1000元的资助不足以解决什么问题，但青苗会对此甚感欣慰。县上说统一服装是按照过去传统的穿着方式搞。在迎神赛会上石山会的人穿藏袍吹藏号，各会会首们穿着过去绅士穿的长袍，城背后的轿夫穿的是警察服；城背后位于新城城隍庙西北300米，清朝至民国时期该村出了许多警察，赛神时多由村里当差的警察抬轿子。刘顺会的年轻人身穿白汗禢、青夹夹的传统服饰。统一服装被用来体现地域文化风貌，而没有打上“国家”的符号标记，虽然国家与地方各有打算，但没有表现出收买和强制认同的意味。
国家的参与没有表现为同化(assition)行为，相反对基层组织来说可以认为是一种支持力量。政府部门采取的实质性计划是拆迁城隍庙门前的民居，城隍庙广场在一周之内建成;举办民俗文化节，地方政府虽有经济利益和政绩的考虑，但活动的主基调是弘扬地方文化，他们所编写的宣传资料有“洮州卫城简介”、“洮州端午节迎神赛会的由来”和“洮州十八位龙神简介”。从县乡政府的日程表上看，端午节首先由学生方队跳藏舞、演职员进入会场，省、州、县官员和青苗会会长登台讲话，宣布洮州民俗文化节开幕，然后是社火表演、放礼炮、升气球、秦腔演出;下午两点迎神赛会的传统仪式开始，城隍庙里自发形成花儿对唱的景观，晚上唱大戏，第二天举行盛大的“踩街”活动。从青苗会日程安排可以看到，庆典的空间安排了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各自的活动和场面，乡民的生活方式在此得到尊重。
远路的龙神要提前动身到新城，通常要为所经过的马路村庄举行祈福仪式或者扎山仪式，在端午节的前一天傍晚赶到新城附近的歇马殿。端午节上午9—10点，龙神带着情绪高涨的迎神队伍开往新城。新城旗幡飘扬，万人空巷，人群从四路八乡涌来，观看一年最为盛大的龙神庆典，也为得到龙神吉祥的祝福。在政府举行开幕式的同时，各位龙神按传统程序接受新城东街、南门、西街三个接迎会的礼拜，待献祭完成以后前往东门集合。下午2点，各龙神齐集东门外，顺着新城的东西大街奔向城隍庙。过去跑佛爷是富有浪漫气息的争抢、角力和抬神赛跑的竞争场面，现在竞技场面已为民众亲密接触龙神的过关仪式所代替。通过迎神赛会的举办我们可以感知，国家的做法和某些安排主要是一种外部的支持力量，而不仅仅是限制和规范的力量，这构成了青苗会自主性的组织环境。
（2） 来自组织内部的结构调整
组织内部的调整是外部环境变化的结果。人类学把社会和文化变迁通常归因于革新(innovation)。革新既指发明、发现，又指新思想新观念被采纳。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和工业化与国家政策结合在一起产生的改革措施，可以被视为一种革新因素，它导致了农村社会开始出现阶级分化、异质性和空壳化。
乡村社会的空壳化是当前乡村最明显的结构变化。对青苗会来说，乡村空壳化带来的挑战是多重的:第一，乡村精英和中坚力量被抽离而受到都市和村落两个结构的双重推拉，导致青苗会组织活力的减退。第二，空壳化使组织更加老龄化，老龄的会首在社会大生产格局中不得不承担起几乎全部的农业生产工作，从而延长劳动年龄，而且又必须担负起捍卫传统文化的重任。67岁的水磨川前任提领说:
我和二儿子一起过，我儿子、儿媳去嘉峪关打工，我们老小五人留守家中。哈哈，阿婆开了幼儿园，阿爷上山去种田。
青苗会对组织缺乏活力所采取的对策之一是吸纳德才兼备的青年人，羊沙出现了28岁的青苗会会长便是一例，其次是为能量大的乡村退休干部进入青苗会降低准入门槛。
乡村的阶层分化和异质性部分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传统时期的社会分化导致士绅阶层和村庄实力人物的出现，当前的阶层分化同样产生了一批农村实力人物，如养殖户和乡村企业家，一部分人在经济上成功后进入青苗会获得社会声望。但阶层分化也带来乡村异质性因素。异质性意味着村民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当然对于不同利益的表达，我不怀疑其正当性，但应看到它对共同信仰和共有价值的维持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在岷县高庙曾见到这样一番情景:当地的金花娘娘在龙神庙等了两个小时，抬轿子的人还没找齐，最终没有上街扭佛爷；过去远近闻名的高庙迎神赛会仅有一位龙神在庙会上走了几圈便草草收场。
与传统时期的社会相比，小农面对的社会空间无疑比过去宽广许多，洮州许多村落虽没有分蘖出明显的富裕阶层，社会均平化态势没有根本改观，但毕竟还是出现了多样化的利益群体，乡村社会的异质性因素比过去增加了。针对社会变迁带来的种种挑战，多数青苗会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去适应。其中旧城青苗会便是把挑战变为发展机遇的成功例子。该会经过组织内部的结构调整，改变了一些传统做法，增强了组织的市场和经济职能，从而扩大了组织的文化影响。
8.2.3小生境的变迁与组织分布
洮州青苗会组织的分布跟文化传统和小生境有着深厚的联系。小生境与龙神中心庙的空间范围常重合。青苗会的空间结构，在西路和东南路表现为与冰雹线路颇为一致的关系，在北路与林区相重合。如果说西路的组织因防御冰雹而联合（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因素），那么当冰雹灾害因高射炮的使用而得到有效控制后，组织结构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呢?
1991年甘肃省全面恢复防雹工作，全省由1988年的45个高炮点增加到1991年的115个，2000年又达到237个。90年代以后，雹灾的次数明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人工防雹技术的不断提高，青苗会不像以前那样，用三眼土炮打冰雹了。那么在青苗会小生境里的群体合作也不再以防雹为互动理由了，互动频率的减少和共同利益的淡漠会对组织凝聚力产生负面的影响。西路的长川村原属于千家寨的一个会，1998 年该村复制了一个胡大海的分身而独立成为一个会，这可能有许多具体原因，但在小生境范围内互助与合作的减少是其根本原因。千家寨的个案没有成为乡村组织 分布变化的一般趋势，如果说过去的组织联系是以小生境的生态合作关系为基础，那么当下的联系主要让位于在此范围内的仪式联系为基础。仪式联系是基于联村 组织一致的共有价值。共有价值虽然受异质性的影响，因为价值不是合同和要约，它产生于社会组织内部的文化安排，所以共有的属性没有改变。对于洮州社会来 说，共有价值建立在具有重叠关系的龙神信仰与祖先崇拜的基础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各青苗会组织成员乃至整体的洮州人是一个族源认同的记忆群体。我在田 野调查中也多次听说乡民们对祖先和故地的寻古钩沉之举动。有位老者带来他的家谱，请我在方便时为他查阅祖籍南京的信息。虽然我愿意帮忙，但经过600多年的 沧海桑田、人事更迭，即使按图索骥也恐非易事。有几位发了迹的村民开车到南京寻根，他们满大街地打问，向遇见的老人询问“贮丝巷”在哪里，也许“贮丝巷” 就在林立的高楼大厦之中。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祖先认同和共有价值的存在，这是组织生活至今存在于洮地的重要原因。